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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治理台湾就必须先处理疫情!日治时期的防疫灵魂人物「后藤新平」

时间:2021-04-24  来源:会员投稿  

就像是一个抱着「别人有,我也要有」想法的小孩,大日本帝国看到西方列强拥有殖民地,每天也梦想着要一个「新玩具」;但是等到玩具到手了,却发现这玩具太複杂、甚至不懂得怎么玩,这下反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

这就是日本接手台湾一开始的状况。而让日本动辄损耗数千人命的台湾疫情,更是让「帝国主义新手玩家」的日本束手无策。这一切的「解套措施」就落在后藤新平身上。

后藤新平 17 岁时进入福岛县的「须贺川医学校」就读,毕业之 后曾经在山形县、爱知县的医院担任医师进而成为院长,但是在 25 岁时转换跑道进入内务省卫生局成为公共卫生官僚。

当时的日本医界一心效仿西方排斥汉医,医学上独尊英、德医学体系,因此在 33 岁那一年后藤自费前往德国留学,仅仅 2 年之后就检定取得「慕尼黑大学」医学博士学位,算是「学霸型」的人物。

1892 年,35 岁的后藤新平在众多毕业于「东京帝大医学部」人才竞争下,出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,这在由「东大学阀」掌控的日本医界,是一件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事。

后藤新平在留学德国期间见识到欧洲医学的发达,以及公共卫生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。特别是后藤在 1889 年的着作《国家卫生原理》当中,将「国家」比喻成「人体」,要能在「物种竞争」中脱颖而出,就必须提升整体卫生的机能。

同时后藤特别推崇德国用来维持国家公卫的「卫生警察」系统运作,这些「卫生警察」就好比人体的白血球,永远在第一线对外来病菌执行警戒与战斗。这些理论与思考,就成为他对付新领地疫情,以及统治台湾的科学方法基础。

后藤新平「人未到,声先到」,还没上任总督府民政局长,就在 1896 年以总督府顾问的身分,提出设置「台湾公医」的构想,藉此多少补足台湾医事人员不足的缺口。

1898 年 3 月,后藤新平上任民政局长,确立了要好好珍惜「台湾这个新玩具」的方针,从此之后帝国政府不再徬徨于「要不要把台湾放到二手网站拍掉」这件事。

同时后藤认为,要治理台湾,就必须先处理疫情,让公共卫生与现代医疗,成为台湾人对新政府心服口服的重大政绩。而想要建立健全的卫生制度,让台湾不再成为帝国的「后段班生」,就必须仰赖国家公权力的介入。

虽然在日常习俗上尊重台湾人原有的习惯,但是在治安、公卫上,后藤新平一点也不想退让。国家藉由警察,积极介入病防治与卫生管理,又因为总督府陆续颁布推行《传染病预防法》、《汙水规则》、《家屋建筑规则》、《汙物扫除规则》、 《大清洁法》等卫生法规,这些法令的宣导、监督、取缔,全数都要交给警察来执行。

依照后藤的规划,「卫生警察」将成为督导卫生、防疫的灵魂人物,而警察也将成为台湾民众眼中具体「总督府形象」的化身, 于是在防疫第一线的医师、「公医」以及警察开始努力学习河洛语、客家语,甚至各种原住民语言。

而「卫生警察」的职掌也是鉅细靡遗,其中包括:管理饮水安全、汙水处理、土地建物变更、汙物废弃物扫除、《大清洁法》施行、饮食物卫生、屠宰场、墓地与 埋葬、理髮等「健康维护项目」;落实《传染病预防法》、《海港检疫法》、《种痘法》、《花柳病预防法》等防疫项目。

虽然以上种种族繁不及备载的事项,许多都需要「公医大人」的专业配合执行,但是「什么都要管」、甚至要兼任简单「限地公医」任务的警察,也成为名符其实的「波丽士大人」。

*本文摘自《百年战疫 台湾疫情史中的人与事1885~1945》,苍璧出版社出版。

蔡蕙频

是图书馆馆员,也是老师;是读故事的人,也是说故事的人,对世界的一切充满好奇,对台湾史更是醉心,主张「认识台湾,人人有责」,而最想做的事,就是把台湾的故事说给你听。

王佐荣

是广告人,也是老师;曾任世新、中原大学助理教授,目前是木马广告公司头家与辅仁大学助理教授。着有《二战德军系列》、《联合舰队系列》、《李火增摄影集系列》、《帝国•台湾》、《东宫行启》、《来去满洲》、《凝望邓南光》、《淡水新政记》等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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